国资监管新格局：管资本与穿透并重

国资监管新格局：管资本与穿透并重

引言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管好用好国有资产，确保其保值增值，服务国家战略，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始终在探索中前行。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化，原有的以“管企业”为主、行政色彩较浓的监管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诸如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过度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监管重心分散、难以聚焦国有资本整体效率和战略布局等问题，抑制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指向。这一转变，要求国资监管机构从“管家”向“股东”转变，更加注重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更加关注国有资本的整体布局、流动优化和价值提升。

然而，“管资本为主”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在简政放权、激发企业活力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是国资监管的底线要求。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日益庞大、业务链条不断延伸、金融风险与产业风险交织叠加的背景下，仅依靠传统的基于合并报表的宏观监管，难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和潜在风险点。一些企业可能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表内外业务、关联交易等方式隐藏风险，形成监管盲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

在此背景下，“穿透式监管”理念应运而生，并被监管层提上重要议程。它强调实质重于形式，要求监管力量能够“穿透”企业表层架构，直达底层资产、识别最终受益人、厘清真实风险敞口，从而实现更精准、更实质、更有效的监管。面对监管体制的深刻变革，国有企业自身也必须主动适应、积极作为，进行深刻的自我调整与转型升级。本文将循着“管资本为主”到“穿透式监管”的演进脉络，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国有企业的应对之道。

一、“管资本为主”：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实践深化

“管资本为主”是新时代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是对传统“管企业”模式的扬弃和超越。

（一）改革背景与理论逻辑

1.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这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出资人职责的回归：国资监管机构的根本职责是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以“管资本”为主，正是回归出资人定位的体现，即主要通过资本纽带，依托法人治理结构，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权利，关注资本投向、资本运作和资本回报。国际经验亦可借鉴，例如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其作为积极股东，主要通过在董事会层面行使权利，并结合先进的信息化风险管控手段，实现对下属企业的有效管理和价值提升，这种治理型管控而非直接行政干预的思路，与我国推动“两类公司”改革，强化其作为市场化运作平台的股东职责异曲同工。

3.政策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管资本为主”方向。随后，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及系列配套文件（“1+N”体系），对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等关键举措。

表1：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关键节点与政策演进

（二）“管资本”的核心内涵

1.监管对象转变从直接监管“企业”个体，转向监管国有“资本”的形态、布局和流动。

2.监管方式转变：从行政化手段为主，转向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通过公司章程、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董事会）发挥作用。

3.监管重点转变：聚焦于管好资本布局（服务国家战略、优化结构）、规范资本运作（并购重组、上市融资、产权流转）、提高资本回报（经济效益、效率指标）、维护资本安全（风险防控、防止流失）。

4.权责关系调整：国资委依法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权利，落实保值增值责任；企业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承担市场主体责任。国资委向“两类公司”等企业授予部分出资人权利，构建授权经营体系。

（三）实践路径与探索

1.国资委职能转变：大幅精简监管事项，取消、下放、授权一批权力，清理规范性文件，强化战略规划、资本运作、收益管理、监督问责等核心职能。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2.改组组建“两类公司”：将部分国有企业改组或组建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实现国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两类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自主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等，国资委对其进行考核和监督。

3.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调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规范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特别是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选聘权、业绩考核权、薪酬管理权等。发挥监事会（或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作用。

4.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通过专业化整合、并购重组等方式，提升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

5.实施分类改革与分类监管：根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定位（公益类、商业类），实施差异化的改革目标、发展路径、考核标准和监管方式。

5.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支出和管理，更多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支持国企改革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补充社保基金。

（四）阶段性成效与面临的挑战

1.成效：“管资本为主”改革有效激发了国有企业活力，提升了运营效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持续优化，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增强；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逐步健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取得积极进展。

2.挑战：

授权与监管平衡难题：如何在放权搞活的同时，确保监管到位、风险可控，防止“一放就乱”，是持续的挑战。

“两类公司”作用发挥：部分“两类公司”的功能定位尚需进一步明晰，运作模式有待完善，市场化运作能力有待提升。

公司治理有效性：部分企业董事会作用发挥仍不充分，内部人控制、治理形式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具体机制需持续探索完善。

信息不对称：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与层级众多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精准监管的难度。

深层风险识别能力：传统监管方式难以穿透复杂的集团结构和金融工具，对潜在的、跨层级的、隐蔽性的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不足。

二、“穿透式监管”：风险驱动与监管深化

“穿透式监管”并非一个全新的、独立的监管体系，而是对“管资本为主”原则在实践中深化和完善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新形势下风险挑战的关键举措。其兴起直接源于“管资本”改革后授权与监管平衡的内在需求、国有企业集团化复杂化带来的传统监管失效风险、经济下行与风险形态演变带来的防控压力、合规管理要求的全面提升以及监管科技的发展等因素。

（一）提出的背景与驱动力

1.“管资本”改革的内在需求：授权经营体制下，权力下放意味着风险控制责任的下移。国资监管机构需要新的手段来确保即使权力下放，风险依然可控，国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

2.国有企业集团化、复杂化：许多大型国企已发展成为层级多、链条长、业务广（产融结合、境内外一体）的复杂集团。传统的以法人实体为单元、以合并报表为基础的监管，难以覆盖所有风险点，特别是子公司、孙公司甚至更深层级的经营风险、债务风险、合规风险等。

3.风险形态演变与防控压力：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债务风险、投资风险、金融业务风险（如融资性贸易、金融衍生品）、境外资产风险、合规风险等日益突出且相互交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置于极端重要位置，要求监管必须深入实质，摸清风险底数。

4.合规管理要求的全面提升：《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合规管理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监管需要确保企业不仅在形式上合规，更在实质经营活动中有效落实合规要求，这需要监管力量的下沉和穿透。

5.监管科技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现对海量、底层、实时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提供了可能，为“穿透式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

6.政策导向的明确：近年来，国资委多次会议和文件均强调要加强风险防控，特别是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境外风险管控，并明确提出要提升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探索应用穿透式监管等手段。例如，2024年底央企负责人会议和2025年初国资委在《求是》杂志发文，均明确将“穿透式监管”作为完善监管体系的重要抓手，并提出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体系。地方国资委也纷纷响应，将穿透式监管纳入工作重点。

（二）“穿透式监管”的核心内涵与特点

1.核心要义：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局限于企业的法律形式或层级结构，而是力图“看透”其背后的实际控制关系、资金流向、业务实质、风险分布和最终受益人。目的是打破信息壁垒，消除监管盲区，识别并管控隐藏在复杂结构下的真实风险。

2.监管对象延伸与层级区分：不仅关注一级子公司，更要延伸至二级、三级乃至更深层级的子企业，特别是那些对集团整体风险有重大影响的单元。但实践中，穿透式监管需分层实施，各有侧重——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机构，监管重心在于一级企业及“两类公司”，原则上不直接穿透至其下属子企业；而“两类公司”则被赋予更重要的职责，需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通过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控体系，对授权范围内的下属各级子企业实施有效的资本穿透管理和风险监控，避免国资委越级干预，确保权责对等。

3.监管内容深化：不仅关注财务报表等结果性信息，更要关注重大决策过程、关键业务流程、重要合同执行、资金实际用途、关联交易实质、合规管理落实等过程性、实质性信息。

4.监管方式创新：更多依赖数据驱动和技术赋能。利用信息化平台整合各层级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风险建模、实时预警。结合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实现动态、精准监管。

5.主要特点（“四维穿透”）：

（1）股权/控制权穿透：识别实际控制人，理清各层级子公司之间的真实股权关系和控制链条。

（2）资金/业务穿透：追踪大额资金流向，核查重大投资、并购、融资、担保等业务的真实背景、交易对手和潜在风险。特别关注高风险业务（如金融衍生品、融资性贸易、PPP项目）的底层资产和风险敞口。

（3）风险/合规穿透：识别隐藏在复杂交易结构或表外业务中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等，评估合规管理体系在各层级的实际运行效果。

（4）责任穿透：明确各层级主体在风险产生和管控中的责任，防止责任悬空或推诿，确保问责能够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

表2：“管资本为主”与“穿透式监管”核心对比

（三）实践探索与机制建设

1.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国资监管机构将穿透式监管纳入监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其定位、目标和重点领域。

2.数字化智能化监管平台建设：这是实现穿透式监管的基础。推动建设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实现对企业财务、产权、投资、运营、风险、合规等关键信息的实时、动态、全覆盖监测。统一数据标准，打通信息孤岛。

3.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将穿透式监管首先应用于风险高发领域，如企业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高息负债）、“两非”（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剥离、“两资”（低效、无效资产）清退、金融板块业务（包括类金融业务）、境外投资与资产管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资安全、重大项目投资决策与后评价、“三重一大”决策执行过程等。

4.强化非现场监管与风险预警：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风险监测模型，对异常指标、违规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提高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

5.完善现场检查机制：在非现场监测发现疑点或高风险信号时，开展精准的、穿透式的现场检查，核实情况，查清问题。

6.推动企业内部穿透管理：督促国有企业集团加强对下属各级子企业的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实现集团内部管理的层层穿透，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强化集团总部对子企业重大事项的管控能力。

7.与分类监管、分类考核相结合：根据穿透式监管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状况，对企业进行更精准的分类评价和考核，将监管结果与企业领导人员任免、薪酬、激励约束等挂钩，形成有效闭环。

8.地方国资委的积极实践：上海、广东、贵州、辽宁、河南、安徽、云南等多地国资委已明确提出推行或深化穿透式监管，并在构建在线监管平台、覆盖全级次子企业、聚焦重点风险领域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上海构建“四类一层”分类监管体系，贵州强调穿透式监管与分类综合评价协同，广东要求实时动态监管覆盖全部国有独资、控股和实际控制企业，辽宁推动智慧国资系统建设实现穿透监管，云南运用穿透监管盘活资产防范风险。

表3：“穿透式监管”实践探索要点

三、“管资本为主”与“穿透式监管”的辩证统一

“管资本为主”与“穿透式监管”并非相互排斥或替代的关系，而是在新时代国资监管改革深化过程中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

1.目标一致性：两者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管好用好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2.逻辑递进性：“管资本为主”是方向性、原则性的改革，是国资监管职能的根本转变，重在“放活”，厘清权责边界，激发企业活力。而“穿透式监管”是在“管资本”框架下，针对授权放权后可能出现的监管真空和风险积聚问题，提出的更深层次、更具实质性的监管手段，重在“管好”，确保国资安全。可以说，“穿透式监管”是“管资本为主”有效落地的必要保障。

3.功能互补性：“管资本为主”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资本布局优化、资本运作规范、资本效率提升和通过公司治理发挥作用。而“穿透式监管”侧重于微观层面的风险识别、实质审查、过程监控和合规保障。前者搭建了框架，后者填充了细节；前者指明了方向，后者提供了工具。

4.实践协同性：在实践中，两者需要紧密结合。国资委应在坚持“管资本为主”的前提下，科学界定穿透式监管的范围、深度和方式，避免“一穿到底”变成新的行政干预或过度干预。要依托“管资本”形成的授权经营体系和公司治理结构，将穿透式监管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督促企业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穿透式监管获取的信息和评估结果，也应服务于“管资本”的决策，如优化资本布局、调整授权范围、改进考核评价等。

四、国有企业的应对策略与转型方向

面对“管资本为主”改革深化和“穿透式监管”日益强化的新形势，国有企业作为被监管主体，必须转变观念、主动作为，积极调整自身的管理理念、治理结构、运营模式和技术支撑，才能在新的监管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深刻理解监管逻辑，转变发展理念

1.从“要我管”到“我要管”：充分认识到“管资本为主”赋予企业更大自主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起资本保值增值、风险防控和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企业需内化监管要求，将合规经营、风险管理视为内生需求和核心竞争力。

2.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益：适应“管资本”对资本回报、效率和布局的要求，将发展重心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提升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拥抱透明与开放：理解“穿透式监管”的必然性，树立更加开放透明的经营理念，主动接受监督，而不是被动应付或设法规避。

（二）健全完善公司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1.强化董事会功能：进一步规范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尤其是在战略决策、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经理层选聘与考核等方面的核心作用。优化董事会结构，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监督作用。

2.做实经理层责任：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市场化的选聘、考核、激励和退出机制，确保经理层能够有效执行董事会决策，承担经营管理责任。

3.畅通内部监督：加强监事会（或类似监督机构）、内部审计、纪检监察、合规管理、风险管理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内部监督合力，提升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三）构建穿透式内控、风险与合规管理体系

1.内控体系“一穿到底”：建立覆盖集团总部到各级子企业，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流程的内部控制体系。确保关键业务流程、重大风险点的内控措施能够有效执行到最基层。

2.风险管理“全面动态”：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不仅关注财务风险，更要关注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合规风险、廉洁风险等。建立动态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和应对机制，特别是加强对高风险业务、新业务、境外业务的风险管控。强化集团层面的风险并表和压力测试能力。

3.合规管理“融入业务”：将合规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实现合规管理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覆盖所有层级和业务领域的合规管理制度，加强合规培训和文化建设，严肃查处违规行为，确保“合规创造价值”。

4.企业内部“智能化穿透式管控”建设：深刻理解并主动适应外部穿透式监管要求，企业应以内控体系建设为抓手，构建“智能化穿透式管控”体系。这意味着不仅要建立制度，更要依托统一、集成的集团信息化系统，实现对关键业务流程、重大资金流向、核心风险指标、关联交易等信息的全级次、全链条实时追踪与动态监控。通过数据自动采集、模型智能预警等方式，将外部监管压力转化为内部管理提升的动力，主动识别、防范化解风险，高效响应监管要求。

（四）提升资本运作能力，优化资本配置

1.聚焦主责主业：按照国资监管机构的导向和自身战略定位，优化资本投向，坚决退出不具竞争优势的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两非”），盘活低效无效资产（“两资”）。

2.提升资本运营效率：积极运用并购重组、上市融资、产权流转、基金投资等市场化手段，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证券化水平，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

3.加强投资管理：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评估和后评价机制，严控投资风险，特别是防范非理性投资和盲目扩张。

（五）加快数字化转型，夯实信息基础

1.建设一体化信息平台：大力推进集团内部信息系统的整合与升级，打通数据壁垒，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数据治理体系，实现财务、业务、风险、合规等关键信息的实时归集、共享和分析。

2.提升数据分析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对经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为管理决策、风险预警、合规监控提供智能化支撑。

3.满足监管数据需求：确保能够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穿透式监管所需的各类信息，提升与监管机构数据对接的能力。

（六）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培育合规文化

1.强化责任担当：明确集团总部、各级子企业及其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在经营管理、风险防控、合规运营中的具体责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2.培育合规文化：通过持续宣贯、培训、考核等方式，将“合规是底线、是生命线”的理念根植于每一位员工心中，营造“人人讲合规、事事遵法纪”的企业文化氛围。

总之，面对国资监管的新格局，国有企业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通过强化公司治理、健全内控体系、提升管理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将外部监管压力转化为内部治理动力，从而在日益规范和透明的市场环境中赢得发展主动权。

五、挑战与展望：构建“放活与管好相统一”的新型监管体系

推进“管资本为主”改革和深化“穿透式监管”实践，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探索完善。

（一）面临的挑战

1.信息获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如何确保从庞杂的企业体系中获取及时、真实、全面、标准化的底层数据，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巨大挑战。企业可能存在抵触情绪或技术壁垒。

2.监管能力与资源匹配：穿透式监管对监管人员的专业素养（需懂财务、法律、信息技术、特定行业知识）、数据分析能力、风险研判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现有监管队伍的能力建设和资源投入可能不足。

3.监管成本与企业负担：建立和维护强大的在线监管系统、进行深度的数据分析和现场核查，都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同时，企业为满足穿透式监管要求，也需增加合规成本和管理负担。地方实践（如河南等地强调“放得活与管得住相统一”）表明，通过搭建统一高效的国资国企在线监管平台（如山西省“穿透式”开发区监管模式经验），推动数据标准统一和信息共享，实现数据一次录入、多方应用，有助于在确保监管有效性的同时，减轻企业重复报送负担，降低整体合规成本。

4.监管边界的界定与把握：如何做到穿透而不越位、监管而不干预？必须清晰界定穿透式监管的边界。穿透式监管的实施，虽以《企业国有资产法》赋予出资人代表的监管职责为基础，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尤其是在信息获取方面，应严格遵循《公司法》对股东权利（如知情权、建议权、特定情况下的检查权等）的界定和限制。监管机构应主要通过公司章程的约定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明确信息获取的范围、程序和权限，避免超越股东“知情权”范畴，直接干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权。防止其异化为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过度侵犯，避免打击企业积极性和创新活力。

5.技术标准与系统整合：国有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多样，标准不一，实现跨层级、跨企业的数据互联互通和有效整合难度较大。但监管科技的应用正为此提供解决方案，例如，一些领先的国资监管或企业管理平台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中台和标准化接口，已能实现对跨层级、跨业务板块的企业财务、产权、投资、风险等关键数据的实时归集与穿透分析，为监管机构和企业集团提供动态风险预警和决策支持。

6.法律法规支撑：穿透式监管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授权和规范，明确监管机构的权限、企业的配合义务以及信息安全保护等。

7.文化与理念的转变：需要推动监管机构和企业双方都树立起适应新监管模式的理念，理解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和目的在于共同防范风险，而非简单的“找麻烦”。

（二）未来展望

1.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和实践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国有资产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2.“管资本”与“穿透式”深度融合、协同增效：未来的国资监管体系将是“管资本为主”原则指导下，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为基础，以数字化、智能化穿透式监管为有力手段的有机整体。

3.监管要求持续深化：政策导向日益清晰。进入2025年，国务院国资委在部署央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时，更是明确提出要以穿透式监管为主线，要求在风险管控、合规管理等方面实现向下的全级次、全链条、全要素穿透，显示出监管层运用穿透手段强化实质风险管控的决心。

4.监管科技全面赋能：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将在风险识别预警、合规性审查、关联交易监控、绩效评价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技术驱动”转变，实现非现场监管常态化、智能化。

5.差异化、精准化监管深化：针对不同功能定位、不同行业特点、不同风险等级、不同治理水平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穿透强度、频率和重点，实现“一企一策”的精准监管。

6.构建协同监管大格局：强化国资监管机构与出资企业（特别是“两类公司”总部）的上下联动，以及与纪检监察、审计、行业监管部门等的横向协同，形成监管合力。

7.持续优化授权放权与有效监管的平衡：在实践中动态评估授权效果与风险状况，适时调整授权范围和监管策略，努力找到“放得活、管得住、服务好”的最佳结合点。

8.法治化水平提升：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管资本为主”和“穿透式监管”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六、结语

从“管资本为主”的战略确立，到“穿透式监管”的探索深化，反映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适应时代发展、应对风险挑战、提升治理效能过程中的持续进化。这不仅是监管理念的转变，更是监管方式、工具和能力的系统性升级。“穿透式监管”作为“管资本为主”框架下的重要支撑和实现路径，其有效实施将极大提升国资监管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筑牢坚实防线。同时，这也对国有企业自身的治理能力、管理水平和转型意愿提出了更高要求。展望未来，构建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智能化、更加法治化的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实现授权经营的活力释放与有效监管的刚性约束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并通过“管资本”与“穿透式监管”的协同发力，推动国资监管从传统的“防止流失”底线思维向更积极的“促进价值创造”目标升级，最终目的是支撑国有资本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战略支撑。